江南紅木:江南儒匠贊
2013-02-18 10:43:43   來源:解放日報    評論:0

圖1.紅木南官帽椅當年的吳中文人與班門匠師率先攜手開發太倉近海碼頭出現的多種南洋硬木材,打造出工藝精良、意蘊清高的本色新家具。這些曾被晚明雅士文震享譽為文木雅器、而后又以紅木家具統稱之的新家具,很快...

圖1.紅木南官帽椅

當年的吳中文人與班門匠師率先攜手開發太倉近海碼頭出現的多種南洋硬木材,打造出工藝精良、意蘊清高的本色新家具。這些曾被晚明雅士文震享譽為文木雅器、而后又以“紅木家具”統稱之的新家具,很快流行于蘇州、松江等江南繁華的大邑,并且成為天下四方追慕的時尚。那些流向京畿得到宮廷寵幸光大者,近世名之為“明式”;留在故園融入江南詩意生活者,則一向被直呼為“蘇作”。比較起來,我倒更愛“蘇作”的叫法,只緣它沒有固化進歷史某一時段的程式,只緣它緊隨生活,跳動著延展江南文脈的心率。

毋庸置疑,江南紅木家具的風雅,離不開明代松江書畫大家董其昌以其“南宗論”、“筆墨論”倡導文人美學理念的壓倒性影響。所謂“蘇作”的精神,全在體現江南文脈的“書卷氣”三字;厮荽祟愋虏男鹿に嚰揖哒橛“書卷氣”佳境的歷程,促進之功自當首推明季營造私家園林的江南曠士們,正是在他們崇尚清雅、寄情山水、適志恬談的“市隱”哲學啟示下,匠師們“心有靈犀一點通”,不斷打造出多種多樣天工與人巧合一、簡練與含蓄相濟的紅木藝術品杰作,終成江南園林雋永意境中不可缺失的點晴。

明清江南扶手椅,沒有比南官帽椅更雋秀。中鋒勾勒,方中帶圓,形制之柔潤流暢迥然有別于北方四出頭官帽椅的陽剛氣。此椅癭木背板的金色和藤編坐面的黃色,更為典雅的款式增添了亮麗(圖1)。

圖2.紅木高足花幾

紅木家具的“書卷氣”無需依賴繁縟的雕琢。相反,簡練不失精致,含蓄更顯風雅,此清代“蘇作”高足花幾是件深合文心的范例。最教人贊賞不已的是其頂端牙板中間下垂的紋飾,雖是寥寥幾筆的點綴,卻蘊含著周鼎夔紋、漢玉云紋、民俗福紋等豐富的意象,可視為合乎文人審美的逸品(圖2)。

不過,面對傳世紅木家具星漢燦爛般眾多的經典,我們更加不可小覷當年江南儒匠為之的付出,這種付出除了他們辛勞的汗水,還有他們獨運的匠心。匠心就是千方百計實現文心的睿智,倘使沒有他們匠心的巧施,最好的文人美學也只能停留書卷上,變不了氣韻生動的雅器。

事實上,文人和百工都是創造民族文化的精英,而積累幾千年大小木作經驗的魯班之門,從來就是華夏傳統心智技巧的象征。尤其是在明代的江南,眾多注重文化修練的班門高手交友儒林雅士,策劃園林精舍,早已不乏文人化先例。最為著名的嬗變者,應數明代永樂年間參加北京宮城建筑設計的蒯祥。此公本是江南吳縣的木工,后來卻官至朝廷工部左侍郎,可謂班門高手轉型文人而又晉升高干的典范。作為明代儒匠之中的巨匠,蒯祥的文化貢獻又何止區區雅器上的“書卷氣”?

圖3.明代朱松鄰作松鶴筆筒

亦匠亦儒的明代嘉定竹刻大師朱松鄰也值得一提。朱松鄰工書法,精繪畫,故刻竹善以筆法用刀,深鏤多層,非常工所及。文人寶之,幾于法物,以至“得其器者,不以器名,直名之曰朱松鄰云”。清代乾隆皇帝得到他所刻西園雅集筆筒后,御筆題詩其上云:“高技必應托高士,傳形莫若善傳神。”這件松鶴筆筒是朱松鄰的代表作(圖3)。

這里還可以補充一段“儒匠”名號創作者弄斧吟詩的趣事,以證當年的班門高手連帶自身都已饒有“書卷氣”。據明末吳縣文人馮夢龍的《古今談概?酬嘲部第二十四》“儒匠”條記載:“有木匠頗知通文,自稱儒匠。嘗督工于道院,一道士戲曰:‘匠稱儒匠,君子儒?小人儒?’匠遂應曰:‘人號道人,餓鬼道?畜生道?’”雖然只是一個儒道相嘲的短笑話,但是儒匠敏捷反擊的對句如此犀利有文采,足以贏到一長串掌聲。

可是,若依我的看法來判斷,這位明代儒匠的最大風采不在他那不饒人的對句上,而在他那首創“儒匠”名號的點子上。“儒”,不也意味著傳統文化的繼承?“匠”,不也寓含著工藝技能的進步?思量起來,“儒匠”真是一個概括傳承與創新理念的美稱,完全可以當做最高褒獎的桂冠。開創江南紅木家具文化的古人應該戴,發展江南紅木家具文化的今人更須給他戴。我們贊美江南古今所有的儒匠。

關于延續江南文脈的話題,清代乾隆進士出身的江南學者、詩人趙翼給我們留下了字字千斤的叮囑:“不創前未有,焉傳后無窮?”為了讓前人開創的江南紅木家具文化擁有無窮的明天,我們期盼更多當代新儒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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